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以后，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都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先后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十月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的一万多名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在游行过程中，有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工人们派往华沙的代表被逮捕，导致游行演变为暴动，烧毁了政府安全部门大楼。波兰政府出动军队和坦克镇压，平息了暴动。在骚乱过程中，群众有较大伤亡，几十人死亡、上千人受伤。

七月下旬，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七中全会。在全会上，当年三月刚刚接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奥哈布提议给哥穆尔卡平反并选举其为新的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战前曾在反对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中两度坐牢；1943年至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1948年，在斯大林授意下，哥穆尔卡因“右派民族主义倾向”被免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49年，哥穆尔卡被开除出党。

当时，波兰的国内政治形势极为混乱。全国各个城市都有集会示威活动。混在群众中的反革命分子提出了“打倒共产主义独裁”、收复“东部领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一部分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地区）等反动口号；反革命分子推倒了红军战士雕像，撕毁红旗、破坏建筑物上的红星标志。

10月19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19日凌晨，赫鲁晓夫率领由他自己和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科涅夫组成的苏共中央高级代表团飞抵华沙，与波党中央展开谈判。与此同时，波兰境内的苏联红军进行了战备动员并开始向华沙集结。波兰方面警告苏联方面说，如果苏联试图以武力解决问题，波兰军队将进行抵抗。

经过紧张的谈判，苏联方面同意哥穆尔卡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新的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保证，波兰方面无意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或退出社会主义阵营，“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过去有一些资料认为，中共在阻止赫鲁晓夫武力干涉波兰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根据沈志华整理的资料，这样的看法不确实。中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波党二届八中全会后在苏联、波兰之间进一步斡旋调解，尤其是劝说波兰方面顾全大局，允许苏联在波兰继续驻军。

1956年十月下旬，匈牙利局势恶化。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暴动群众夺取了枪支，占领了广播电台。当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纳吉∙伊姆雷为新的部长会议主席（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劳动人民党；纳吉是所谓党内“改革派”的领袖，曾在1953年至195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推行农业私有化）。10月24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试图控制市内各主要目标，但与武装起来的群众以及发生叛乱的部分匈牙利军队发生冲突，未能有效控制局势。

10月28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自10月23日开始的群众暴动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人民民主运动。纳吉与当时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后来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了会谈，并征得赫鲁晓夫同意，匈、苏双方决定停火。30日，纳吉宣布废除一党制，成立多党联合政府。

10月23日至30日，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多次开会讨论匈牙利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30日，苏共中央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就“匈牙利领土上的苏军地位”与匈牙利政府进行谈判，初步做出了从匈牙利撤军的决定。

然而，一天后，布达佩斯发生了共和国广场事件，一群反革命武装分子包围了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杀害了市委书记和几十名劳动人民党的干部。

此前，由于波兰、匈牙利局势恶化，由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与苏方随时保持沟通。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中方的意见也几度发生变化。直到30日晚，中方才给出了希望苏军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明确意见。应苏方邀请，刘少奇参加了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会议，表达了中方意见。31日，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终于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此外，苏联方面也征求了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以及南斯拉夫的意见；铁托也表示支持苏联采取果断措施。

11月1日，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匈牙利为中立国。当天，在斯大林时期曾经受迫害、此前几天刚刚接任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职务的卡达尔宣布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解散，另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卡达尔随后离开布达佩斯并前往莫斯科。

11月3日，苏军包围了布达佩斯。4日凌晨，苏军突入布达佩斯市内，当天上午基本控制市内局势。匈牙利各地暴乱分子和叛军的抵抗仍然持续了数天，有些地方发生了激烈战斗；在整个暴动过程中，有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受伤。

11月4日，卡达尔通过广播宣布成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纳吉一度躲进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后来被匈牙利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

在波兰、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方面对苏联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并在关键时刻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波兰事件、平息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说，在波匈事件的危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协商”。

波兰、匈牙利事件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大大提高。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这篇社论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各国无产阶级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不但符合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全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既要反对国际共运中的“大国主义”，也要反对较小国家中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

在讲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与和平共处之间的关系时，文章说：“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文章肯定了苏联革命的巨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概括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并且说，“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

文章第一次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文章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反对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文章点名批评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其他领导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分子”的言论。

文章认为，既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文章指出，否认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民族特点、照搬苏联经验，就会导致教条主义；但是，“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就必然导致修正主义。

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 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但绝对不可以“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企图 … 削弱或者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文章的这些观点，如果抛开其字面上的意义，而将这些字面上的词句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照物结合起来（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意味着维护官僚集团的特权地位），反映了中共领导集团在当时的历史局限性。

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虽然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总的来说，还是在向前发展的，国际力量对比仍然在向着对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力量有利、对帝国主义阵营不利的方向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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